文|师永刚
《凤凰周刊》原主编、作家
2012年8月,在例行体检时,查出我的腹部有一个包块。医生说,包膜完整,不像是恶性。之后的几个月,辗转于北京几家三甲医院,确诊为肾上腺皮质癌。这是一种罕见病,发病率百万分之一,目前国内可以统计到的累计病例近万人,而可以随访到的存活者不到百人。
手术切除了我体内800克重的结节,据说切得很干净,术后又做了放疗。但三个月后,便出现了包括肺、肝在内的多处转移。医生预测,我只有几个月的生命。因为使用人数少,惟一的特效药——米托坦,中国没有引进。我先是像电影中的场景一样,从地下药市搞到了每瓶8000元的印度仿制药,之后,又请同事帮我从美国买回了三瓶,够50天的剂量,但是断药与耐药的风险随时可能出现。接下来呢?国内医院再无治疗方案,也就是说,到那时我便山穷水尽了。
两天,我得到了医疗邀请信
焦虑之中,我第一次萌生去美国看病的想法,哪怕只是为了拿到米托坦这款所谓的救命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