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定调
对于如何为这场情况危急、但细节尚不明朗的新冠疫情定性，WHO的专家和官员起初颇显慎重。
此前，WHO突发事件委员会曾在2020年1月22日至23日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此次疫情是否足以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当时，委员会内部对此分歧严重。WHO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籍的传染疾病专家约翰·麦肯兹（John Mackenzie）曾在首场会前向财新记者坦言，由于外界对新冠病毒的毒力、传染性、严重程度以及临床症状，都亟待掌握更多的信息，因此难以就其特性得出统一结论。
导致WHO推迟作出判断的另一原因，在于中方在疫情暴发后增加的透明度。在WHO首次就疫情召开发布会时，该机构曾表示“目前已经看到密切接触导致的全家感染，这在呼吸系统疾病中并不鲜见。但目前尚未获得连续传播至第三代或第四代的证据”。但次日WHO发布的最新声明则披露，中国已经向其报告了“武汉的第四代病例和武汉以外的第二代病例”。换言之，仅仅不到24小时，中方已向WHO更新了疫情当地的即时信息。
在许多国际专家看来，相较于17年前SARS发生时的情况，此次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更加透明。2020年1月23日，谭德塞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当局已对遏制疫情尽力而为，从政府最高层到国务院总理、部委负责人都作出了积极表态。
谭德塞在这场记者会上称，中国已掌握了疫情的基本信息，也具备了应对疫情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此次中国尽快向国际公布了信息，所以日本、韩国、泰国可以迅速确诊同类案例，以此提高国际上的防范应对能力，尽力阻止蔓延。
据他介绍，自疫情发酵以来，WHO每天都跟中国决策层保持24小时的密切沟通，并能够直接跟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联系。
即便在1月30日最终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谭德塞也多次强调，这一决定不应视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信任的表现。他甚至认为，“在许多意义上，中国正在制定一种新的疫情应对标准”。
谭德塞说，正如他从北京返回后曾反复表示的：中国政府应该因其不凡的、控制爆发的应对措施受到肯定──即使采取这些措施，对中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的显著影响。“若非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及他们所获致的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进展，我们恐怕已在中国之外看到更多的病例，以及死亡”。
他还称许中国侦测到这场疫情爆发，以及分离病毒体、对病毒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和WHO及全球分享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对透明度的承诺和对其他国家的支持也是如此。
在谭德塞中国行结束后，WHO发布声明称，中方已同意WHO“尽快”派遣国际专家前往中国，以增进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并指导全球应对此次疫情；声明还指出，目前各国急需“更好地了解”此类新冠病毒人际传播的能力。
WHO突发卫生项目负责人瑞安（Michael Ryan）表示，围绕新疾病的共享数据确实具有敏感性。“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影响国家在这方面已经非常透明。”
瑞安举例称，中国实验室主动联系了德国，知会他们有一例返回德国的感染案例。“因此，中国不仅在管理自己国家的病例，也积极主动联系个案，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的伙伴更有效地应对”。
此次陪同谭德塞访问北京的瑞安还称，自己对中国各级政府的参与程度“印象深刻”。“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和WHO总干事从来没有看过这一级别的流行病应对措施的规模和承诺。从中央政府到武汉和湖北，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应急管理架构。挑战是巨大的，但是反应是大规模的。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当之无愧”。
2003年SARS爆发期间在美国卫生部（HHS）任职的现任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也回忆，与中国政府的互动“非常富有成效和合作性”，他对此表示赞赏。
阿扎尔称，正是因为中国遵守了《国际卫生条例》，将基因序列上传，美国才能在一周内研发出检测试剂。“就像我们对待迅速出现的传染病形势一样”。“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需要让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共卫生人员就此开展工作。”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味着什么？
在宣布某种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WHO总干事要作出多方面考虑，包括审查和疫情相关的所有可用数据，考量疫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国际传播的风险，并听取“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
据《国际卫生条例》定义，“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
2007年以来，WHO共宣布了五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别为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8年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
“突发事件委员会”负责判断某种疫情是否属于紧急状况。这个委员会是临时组建的，成员由WHO总干事根据具体讨论的疾病和事件性质来任命，通常由来自各国的疾病控制、病毒学、疫苗开发或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一名专家来自出现疫情的国家。
若最终宣布某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则WHO总干事将有权力向其他国家发布建议，例如敦促它们不要在疫情暴发时关闭边界，不要对疫情暴发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因为一旦其他国家实施这些限制，就形同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制裁，可能会使疫情暴发国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疫情的全球应对非常不利。
另外，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利于出现疫情的国家获得外部帮助，例如筹集外界援助资金等。
即便针对看起来已十分严重的危机，WHO也倾向于谨慎下论断。
最近一次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暴发于2018年8月，到2019年7月已造成2300多人感染，超过1500人死亡；邻近的乌干达也确认了一些病例，疫情还流传到卢旺达附近的一个刚果城市。
面对汹涌疫情，WHO仍在近一年时间里召集了四次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仅在2019年7月的最后一次会后才以疫情发展和病毒的地理扩张态势为由，宣布刚果（金）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后，委员会和WHO仍不建议对旅行或贸易进行任何限制，因为这会影响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从而妨碍抗击埃博拉的斗争。
针对更早于2013年12月暴发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在疫情发酵8个月、已扩散到三个国家的主要人口中心之后，WHO才于2014年8月将其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时这一决定被认为“严重滞后”，引发了外界广泛批评。而在此决定两年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才最终得到控制，造成超过1.1万人死亡。WHO事后承诺，将对内部工作机制进行改革，尤其是要提高危机应急能力。
此次由武汉暴发的新冠疫情，是中国首次出现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WHO突发事件委员会主席乌桑（Didier Houssin）介绍，作此判断的考虑有三点：中国国内病例数量的增加；确认感染病例的国家数量的增加；有些国家对旅行者采取了可质疑的措施。
总的来说，突发事件委员会不主张基于此次疫情对国际旅行和贸易采取非必要的限制，认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可能是无效的”，可能阻断疫情所需的援助和技术支持、扰乱企业活动、对受紧急情况影响的国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等。
但突发事件委员会也承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此种限制措施或被证明暂时有用，“例如，在应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或者在脆弱人群之间感染强度很高的情况下”。
突发事件委员会据此呼吁，各国应在实施限制性措施前进行风险和成本效益分析，评估一旦实施其益处是否大于损害。各国也须按照《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向WHO通报所采取的任何旅行措施，且不得采取助长羞辱感或歧视的行动。
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将给予WHO更多审查、质疑一些国家采取限制性举措的可能性——例如针对拒绝签证、对状况良好的旅行者关闭边境并隔离等行为，质疑其原因和科学依据为何、可否重新考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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