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亮
政见观察员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陈济冬、哈佛大学的珍妮弗·潘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在最近的研究中,对中国2103个县级政府进行在线实地实验,以期揭示政府官员回应公民诉求的诱因。这项研究表明,自上而下的官僚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共同构成了政府官员的响应力源泉。
研究者们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县级政府会对网络民意作出回应。当公民的诉求包含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上访的威胁时,县级政府的响应力明显增强。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潜在威胁,使地方官员更倾向于公开回应民意。
文|马亮
政见观察员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陈济冬、哈佛大学的珍妮弗·潘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在最近的研究中,对中国2103个县级政府进行在线实地实验,以期揭示政府官员回应公民诉求的诱因。这项研究表明,自上而下的官僚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共同构成了政府官员的响应力源泉。
研究者们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县级政府会对网络民意作出回应。当公民的诉求包含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上访的威胁时,县级政府的响应力明显增强。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潜在威胁,使地方官员更倾向于公开回应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