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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伊朗的二次制裁，使许多外国投资者放弃了在伊朗的投资计划，美国的单边制裁恐难将伊朗带回谈判桌前
在充满不确定性、遍地冲突和竞争的时代里，赢家将是承诺并带来秩序和稳定的人，这需要从小事上建立信任开始
“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政企分开”这两个旧词，在外部环境变化和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受到关注的背景下再次出现，指明了未来的政策方向
美国以国内市场作为谈判手段，缩减与贸易伙伴间的逆差，只会令国内消费承压，在特朗普寻求连任期间，这一做法可能并不明智
中美贸易增加并非减少了美国的净就业，扩大进口不一定会带来贸易顺差减少，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扩大进口，可能导致出口增长更快
部分民营中小企业社保缴费严重不合规，严征管、降费率后，会受到双重挤压，需要推出针对性更强的配套政策
越来越复杂的监管法规及其带来的成本，正在将资金从公开市场推向非公开市场，对投资者的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单方向的赌注
英国与欧盟在脱欧条款上仍相距甚远，要达成协议，需要有更大的想象力和对妥协持更开放的态度
“马歇尔计划”最重要的作用是要求受援国向市场经济迈进，“一带一路”倡议则更可能使中国向更趋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
减税应注重宏观经济影响，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还需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不赞成降低增值税平均税率
中国正面临发达国家贸易环境收紧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两大外部冲击，需要审慎地思考对策
欧盟一些部门的出口会增加，而更多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部门则会受损；欧盟更重要的机会在于重启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协定谈判
压缩经济建设支出，支持大幅度减税具备一定空间，但能否成真取决于决策层对中国经济长短期矛盾的判断和权衡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企业和政党提供了无底线求胜的激励，可以通过公民教育使人们意识到他们的道德选择可以对抗这种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更为复杂辩证的东方思维比完美主义式的西方思维更具韧性和适应性
全球性因素促使各国信贷增长的时点趋同，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强于以往，新兴市场国家很难用国内政策来控制资本流动
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征管效率会明显提升，需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加快降低法定费率、全国统一缴费基数等政策研究，稳定企业预期
我们需要一个不受制于某国对兴衰过于敏感的全球治理体系，未来这一体系可能不会来自现有机制，可以期待类似G5的体系出现
上世纪设计的金融体系架构已经不适合目前的形势，金融管理体系需要比以往更能适应全球冲击
尽管“契克斯方案”在一些方面越过了欧盟的红线，但基于地缘战略考量，欧盟应认真考虑英国的意见
中国去杠杆的实质是解决无效投资问题，这涉及众多体制性问题，仅靠财税改革实难完成这一重任，还需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的配合
依靠汇率贬值和降准来稳定中国经济，并非最优选择，更好的做法是增加民生类支出，并接受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
全球不平等加剧，一系列小冲击可能引发共振，成为大冲击，一步步滑入全球性衰退
生育率下滑很难逆转，且中国有更加不利生育的高房价、教育成本等因素，应尽早借鉴他国经验，强化托儿服务，为职场女性提供更多安全感
中央调剂基金是过渡性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将是这一制度及未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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