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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面临发达国家贸易环境收紧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两大外部冲击，需要审慎地思考对策
欧盟一些部门的出口会增加，而更多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部门则会受损；欧盟更重要的机会在于重启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协定谈判
压缩经济建设支出，支持大幅度减税具备一定空间，但能否成真取决于决策层对中国经济长短期矛盾的判断和权衡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企业和政党提供了无底线求胜的激励，可以通过公民教育使人们意识到他们的道德选择可以对抗这种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更为复杂辩证的东方思维比完美主义式的西方思维更具韧性和适应性
全球性因素促使各国信贷增长的时点趋同，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强于以往，新兴市场国家很难用国内政策来控制资本流动
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征管效率会明显提升，需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加快降低法定费率、全国统一缴费基数等政策研究，稳定企业预期
我们需要一个不受制于某国对兴衰过于敏感的全球治理体系，未来这一体系可能不会来自现有机制，可以期待类似G5的体系出现
上世纪设计的金融体系架构已经不适合目前的形势，金融管理体系需要比以往更能适应全球冲击
尽管“契克斯方案”在一些方面越过了欧盟的红线，但基于地缘战略考量，欧盟应认真考虑英国的意见
中国去杠杆的实质是解决无效投资问题，这涉及众多体制性问题，仅靠财税改革实难完成这一重任，还需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的配合
依靠汇率贬值和降准来稳定中国经济，并非最优选择，更好的做法是增加民生类支出，并接受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
全球不平等加剧，一系列小冲击可能引发共振，成为大冲击，一步步滑入全球性衰退
生育率下滑很难逆转，且中国有更加不利生育的高房价、教育成本等因素，应尽早借鉴他国经验，强化托儿服务，为职场女性提供更多安全感
中央调剂基金是过渡性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约束问题，将是这一制度及未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关键
随着美元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大环境下呈现上涨趋势，未来一段时间全球信用和流动性风险将重新定价，新兴市场可能面临更多动荡
在外需强劲的支撑下，中国当前的政策收紧是逆全球经济周期的，而且渐进灵活，可以继续推进
中美之间对峙的焦点不是贸易和关税，而是关于技术及技术转移等实践，改善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是双赢举措
让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含量更高的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的制造业、经济高效率和高质量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全球经济增速强劲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共同推动油价攀升至2014年来最高水平
货币既可以推动增长，也可能被用来制造破坏，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需考虑货币的地缘政治属性
欧盟不能也不应陷入选边站的陷阱，防止中美贸易战升级为全球贸易战，欧盟和中国需要调整各自的经济模式，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加密货币的规模、演变速度和覆盖面不断扩大，已经具有系统重要性，中央银行需要尽快加强对加密货币的管控
更好的做法是推动WTO规则适应新变化、加速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等基于规则的手段，而非诉诸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应该尽力拖延和避免贸易战，并同时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拓展市场、分散风险，人民币汇率不宜用作贸易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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