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新周刊 王婧
2024年9月末，广西桂林业主李晴受到中介承诺“净收90万元”的诱惑，签下了一份暗藏风险的售房协议。她需要配合买家签署阴阳合同，并允许对方自由指定“上证人”——即名义上的购房者和贷款申请人。
交易过程充满蹊跷：买家从未看房，中介以“员工父亲去世”“银行职员车祸”等荒诞理由多次延宕。李晴事后得知，拖延的真实原因是买家更换了三名“上证人”，其中前两人均因征信问题卡在银行面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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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新周刊 王婧
2024年9月末，广西桂林业主李晴受到中介承诺“净收90万元”的诱惑，签下了一份暗藏风险的售房协议。她需要配合买家签署阴阳合同，并允许对方自由指定“上证人”——即名义上的购房者和贷款申请人。
交易过程充满蹊跷：买家从未看房，中介以“员工父亲去世”“银行职员车祸”等荒诞理由多次延宕。李晴事后得知，拖延的真实原因是买家更换了三名“上证人”，其中前两人均因征信问题卡在银行面签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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