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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格在他将近600页的鸿篇巨作《伟大的记录:恩斯特·伯施曼和中国的宗教建筑(1906-1931)》中,整理、勾勒并分析了伯施曼的中国建筑考察工作以及他留给后代的文化遗产。
书里有一幅相当大的照片,是伯施曼和一位中国亲王坐在四合院里。这位亲王的尊姓大名至今还是个谜。照片上的伯施曼留着俾斯麦式的唇须,脚蹬皮靴,头戴猎帽,身披雪霜,一副出发在即的模样。亲王顶戴花翎,华服美靴,没有半点帝国将倾的颓气。
让我们试图回到1906年。33岁的伯施曼开始了独自一人的中国建筑考察,比1932年中国建筑之父梁思成的首次考察早了26年,比1919年朱启钤重新发现北宋典籍《营造法式》早了13年。此时好像一个静悄悄的黎明,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建筑是怎么回事,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建筑”一词还没有在汉语里出现。从16世纪的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起,西方便把建筑与绘画和雕塑并列进艺术史,而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营造”只是手工业的一种,根本没有进入中国文人学者的视野。伯施曼在考察测绘时,有时受到当地士大夫的哂笑,因为他干了弄脏自己手的活儿。中国虽有数千年的建筑,但并无建筑之学。这是一句中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