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新周刊 张嫣
今年2月中旬,在江苏常州的一处咖啡馆里,我陆续见到近十位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家长。我们挤在一张小桌子前,还加了好几把椅子,很是显眼。一个挎着公文包的西装男,一度走到旁边的一张桌子向我们张望。家长们立马停止谈话,直到对方走出咖啡馆。
此前联系时,家长们就十分谨慎——从不互相直呼真名,而以孩子的姓加爸爸或者妈妈来表明身份;尽量使用微信语音,而非文字。虽然这些家长们更多的只是在向我描述孩子的症状、把孩子送回学校的担心和对学校提出的诉求。
文|财新周刊 张嫣
今年2月中旬,在江苏常州的一处咖啡馆里,我陆续见到近十位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家长。我们挤在一张小桌子前,还加了好几把椅子,很是显眼。一个挎着公文包的西装男,一度走到旁边的一张桌子向我们张望。家长们立马停止谈话,直到对方走出咖啡馆。
此前联系时,家长们就十分谨慎——从不互相直呼真名,而以孩子的姓加爸爸或者妈妈来表明身份;尽量使用微信语音,而非文字。虽然这些家长们更多的只是在向我描述孩子的症状、把孩子送回学校的担心和对学校提出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