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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疟方案在非洲落地|特稿精选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8年第35期 出版日期 2018年09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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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体,与受援国人员共同设计疾病防控措施、在现场共同工作的中国“公共卫生援非”新模式,极大降低了试点地区的疟疾感染率。它能推广开来吗?
7月24日,坦桑尼亚Rufiji县Ikwiriri镇,在乡镇医疗中心病房内,护士与疟疾患者交流。图/盖茨基金会提供
《财新周刊》 文| 财新特派记者 田佳玮(发自坦桑尼亚)

  太阳从山顶缓缓下沉,头顶大箩小筐的妇女从田间出来,慢慢挪动身体往家走去;十几个赤着脚的孩子在街上嬉闹着打成一片;一群赶不走的苍蝇围着一个街边老人碗中的扁豆和大米转圈;一团嗡嗡叫的蚊子搅乱了路灯散出的弱光。

  这是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南部鲁菲季(Rufiji)地区的一个小镇。眼前的一切,都让周正斌恍惚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乡间。来这里之前,他家住在上海黄浦江畔。白天,他需头顶南纬八度上空的阳光,穿上厚厚的长裤长褂,穿梭在丛林、沼泽和草原间。对沼泽地里偶尔趴到腿上吸血的蚂蝗、草原上偷袭后背的采采蝇,他早已司空见惯。

  将他和坦桑尼亚相连的,是中国继在东非岛国科摩罗推广抗疟计划后,在非洲大陆试行的第一个公共卫生项目——中英坦疟疾控制试点项目。

  2015年到2018年间,在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和中国政府合力支持下,包括周正斌在内的32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下称寄生虫病所)的工作人员被轮派到坦桑尼亚,和当地研究所一起开展疟疾防治工作。

  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援外医疗项目,这个项目不是为受援国建医院、盖好硬件后就移交给对方管理的“交钥匙”工程;也不是派出医师、护士为主,在一定年限内于受援国驻点,直接救治病人的援外医疗队模式,而是首度组成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体,与受援国人员共同设计疾病防控措施、在现场共同工作的“公卫援外”模式。与此同时,中方此举还获得了第三国政府的部分资金支持,并在项目中,把过去在国际医疗支援公共采购体系中相对被边缘化的中国药品,带进以往由欧美和印度药厂主宰的非洲抗疟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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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坦桑尼亚Rufiji县Utete镇,患者在实验室内等候疟疾检测结果。图/盖茨基金会提供

  2018年6月,该项目第一期结束。虽然最终评估仍在进行中,但初步结果已显示,这套由中方主持设计、通过快速筛查和治疗的干预措施,降低了试点地区80%的疟疾感染率,当地长效药物蚊帐的覆盖率也从50%上升到85%。

  一期结束后,这种“公共卫生援非”的新模式,究竟会持续推进,甚至转化为坦桑尼亚政府的政策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还是就此鸣金收兵?项目的前景仍未确定。

  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坦桑尼亚政府、中方甚至英方的支持意愿,都会对项目的存续带来影响。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即使有一天中方人员撤离了,这一套借鉴中国抗疟经验、切合本地条件而设计的防治模式,还能够在当地运作下去吗?

  “死不了,活不好”

  “一下子高烧到将近40度,浑身上下不停打哆嗦,肌肉和关节酸、疼,见不得一点儿风。”30岁出头的建筑公司员工章俊在2017年年底到坦桑尼亚前就听人说过,在这里疟疾像感冒一样平常。但回想起自己2018年4月第一次得疟疾的情景,他仍心有余悸,连说了几个“难受”。“症状倒是和感冒一样,但远比感冒严重得多。”

  章俊在当地居住的房间里,配有空调、蚊帐和纱窗,但偶尔出去散散步还是被蚊子得了空。“是那种黑色、大个儿的,看起来就比较厉害,咬上一口后皮肤还会留下暗黑的小疤点。”和他同在坦桑尼亚工作的100个同事大多都得过疟疾,有的在第一次“见识”非洲蚊子的厉害后,就回国了;体质好的一年得一次,体质差的两三个月得一次。

  但在鲁菲季地区的Shela村,54岁的当地人Juma Ally Kaboda提起疟疾却不以为意。谈起几年前因疟疾死去的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他的语调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没太在意,也没有钱。病来得快,治得晚。”他说,自己已经卖掉一头牛,打算给又染上疟疾的两个孩子治病。

  疟疾在中国俗称“打摆子”,罪魁祸首是疟原虫,主要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传播。水多、草深、屋低、蚊肥,让地处南纬1-10度的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疟疾流行,到了特定季节更是席卷而来。免疫力较弱的孕妇和儿童是主要的受害对象。

  据世卫组织统计,坦桑尼亚每年疟疾感染人数平均在1000万至1200万间,即在全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病,其中每年有8万人因疟疾死亡。“要是能及时治疗,打针输液很快就好;就怕耽误,一耽误就会要了命。”自己遭遇过、也见过很多人“打摆子”后,章俊对这种病不敢再掉以轻心。

  而对坦桑尼亚社会,除了人命的流失,疟疾带来的另一重诅咒,是一种“死不了,也活不好”的状态。一些多次发病的当地人由于体内产生了抗体,久而久之,即便身上携带疟原虫也不会再出现明显症状,被称为“无症状带虫者”。这些人一般不会主动就医服药,而是带着不适和侥幸萎靡度日。叮咬过他们的蚊子再去叮咬别人后,就会将疟原虫传播到下一个人体内。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大幅下降,疟疾如野火般灭而又生。

  贫穷是让人们大意的原因之一。Kaboda一家全靠他养的17头牛维持生计,一年收入50万坦先令(约合1500元人民币)。在随处可见茅草房、缺水少电的鲁菲季地区,他的家境还属中等水平。但治一次疟疾,就要花费他5000先令(约合14.89元人民币),相当于他年收入的百分之一。而一年需缴保费1万先令(约合29.78元人民币)的社区医疗保险,并没有覆盖大多数家庭。

  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降低了治病效率。人口约21万的鲁菲季地区,共有2个县(区)级卫生机构,4个乡级卫生服务中心,28个村级卫生所。最大的乌提提(Utete)医院由一片低矮的平房组成,16位有正式执照的医生,负责为辖区范围群众看病,每月平均要诊治80名疟疾确诊病例。而在最低一级的村卫生所,则只有一幢占地约50平米的瓦房,孤零零立在村间,供方圆五公里的人前来就诊。

  在全球尚未研发出有效的疟疾疫苗的前提下,要消除疟疾,需“防”“治”双管齐下,采取控制疟蚊虫传播、避免蚊虫叮咬、对患病及虐原虫带原者施以药物治疗等综合措施。使用蚊帐,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疟疾预防措施之一。坦桑尼亚国家疟疾控制项目署每三年会在全国发放一次蚊帐,一户人家可免费获得两顶。但在崇尚生育繁衍的非洲农村,两顶蚊帐显然并不够用。在基础制造业落后的当地,每多购买一顶蚊帐要花10美元,这是个需要全家人坐在一起讨论才能作出的决定。

  将每年国民总收入(GNI)的0.7%用于国际发展援助的前殖民者英国,是坦桑尼亚重要的援助国之一。作为非洲受疟疾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英联邦成员国,坦桑尼亚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曾推进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抗疟模式。鉴于中国在国内疟疾防治的成就显著,但对全球卫生项目的参与有限,2015年到2018年,中英两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总金额达1200万英镑的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GHSP)。寄生虫病所正是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开始寻找疟疾防控试点。

  而自1997年起就在鲁菲季地区开展研究工作的坦桑尼亚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下称IHI),也正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在当地开展抗疟项目。IHI的坦方项目负责人Prosper Chaki说,过去20年来,IHI接洽过的国内国际抗疟项目不计其数,鲁菲季地区的当地人甚至都已厌烦了被当成样本,协助时有时无的抗疟实验。但当寄生虫病所的中国人于2013年出现在IHI办公室时,Chaki说,他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面孔,也看到了一个可能带来改变的机会。

  “坦桑尼亚人口约5000万,去年就有800万-900万的疟疾感染者。中国有14亿人,去年实现零病例,这是为什么?”世卫组织驻坦桑尼亚办事处代表Adiele Onyeze对照着这两组数据,意味深长地笑着反问道。“我们有蚊帐,有疟疾药,但仍旧有很多病例。于是我们意识到需要改变思路,那就是引进中国的治疟经验。”

版面编辑:刘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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