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与癌共舞

　　文｜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现代医学一度最时髦、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理论莫过于“战争模型”。科学主义催生的卫生概念，本意就是保卫生命。身体仿佛是一座城池，疾病都是来犯的敌人，细菌、病毒、有害物质，还有内部哗变的癌细胞，都可以用杀戮的办法予以消灭，于是朗朗乾坤，天下无病。其实在卫生之外，还有厚生、摄生、生生等内在自愈力调度的观念。

　　战争模型下，病房是决战的壕沟，医生个个是英武的战士，枪炮在手，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敌人，准备同归于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一境况的确辉煌过，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青霉素之后，各种抗生素纷纷登场，打赢了传染病肆虐的第一战。人类于是飘然起来，以为凭依战争模型将无敌于天下。可惜好景不长，抗生素的研发总跟不上细菌、病毒的变异速度，加之抗生素的滥用，杀灭了大量肠道、呼吸道、泌尿道里的合法居民（杂菌），催生了一群百药不侵的超级细菌，给战争模型浇上一盆冰水。人们开始思考跟细菌、病毒共生的可能。抗癌药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与癌共舞，带瘤生存，也应该成为共生的选项和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