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封城前后
超出预想
尽管至1月21日，湖北省的领导们还参加了一场欢庆春节的大型表演，武汉当地的气氛在1月20日疫情明朗之后，已经开始紧张。
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公布全市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全市发热门诊61家，其中中心城区41家，中心城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为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和汉口医院。
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又公布了武汉七家收治发热患者的定点医院（汉口医院、红会医院、市七医院、市四医院西院区、市九医院、武昌医院、市五医院），规定从1月22日开始，所有体温超过37.3度的患者将集中到这七家定点医院诊治；前一日公布的所有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关闭发热门诊，要继续开展预检分诊和一般发热患者的诊疗。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现实远远超出官员们的预想。
69岁的谢作良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只是在1月18日上午去汉口看了一场摄影展，当晚发烧，次日就医时发现肺部有病毒性感染。
1月20日，他按医生建议，一大早赶紧到武汉协和医院挂号，他前面发热门诊已经有数百人排起了长龙。
财新记者1月20日在武汉协和医院也看到，不仅是发热门诊，输液室的队伍也排到门外，医护人员均身着防护服进行登记、问诊、输液等工作，一窗之隔的检验科医生也戴上了防护面罩。发热门诊张贴的一张告示显示，因就诊患者较多，等候时间或为3个-4个小时。附近保安告诉财新记者，人数陡增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主要是许多医院已经不再接受发热患者，一律要求到武汉协和医院或同济医院进行排查。
谢作良等了五个多小时没有轮上，身体不舒服只好先回家。当晚，他看到了电视上对钟南山的采访，第一次明确说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此时他已经胸闷难喘。
21日清晨，谢作良又早早起来，急匆匆到离家最近的新华医院看病，希望能住院治疗。他看到了比前几日更黑压压的人群，忙碌的护士告诉他床位已满，根本住不进去。
22日，湖北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或因此获得更大调配权，武汉市卫健委又公布了“7+7”医疗方案，由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中南医院等七家大医院对口支援前一日征收的七家定点医院，计划腾出3400张床位，专门对发热患者进行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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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8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建筑工人铺设钢筋。 |
3400张床位，这使谢作良又燃起了斗志，下午5点多打车到红会医院看病。现场的混乱景象让他大吃一惊：有病人因为住不进院，拍着桌子骂医生，还有情绪激动的病人拿手锤玻璃门；医生一连坐十个小时，没有人替班。等了七个多小时，接近午夜，终于轮到谢作良看病，医生告诉他没有床位，给他开了口服药。
谢作良的家离医院有5里地，他没打到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凌晨快2点才到家。此时已是1月23日，武汉封城。
“如果我们把这事情看大一点，就拼死上谏啊！”
1月22日新规实施第一天，财新记者来到武汉市红会医院发热门诊。在这所二甲小医院，清晨就有大量发热病患涌入，本不宽敞的大厅塞满数百名病患，走廊过道也挤满了打点滴的人。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咳嗽声此起彼伏。
一位排队的女患者王红告诉财新记者，她的邻居感冒发烧后送到医院隔离，不到一周去世，她本人也被传染。被医生指为病毒性肺炎，“我就问医生是不是新冠肺炎，医生说是的，但是只有做了试剂盒才能确诊”。1月20日，王红本就患有肾病的丈夫也开始喘粗气，四肢无力。到市中心医院做CT，同样是病毒性肺炎。但二人都住不了院，她家属中已有八人被感染。王红哭了：“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移动的病毒源，但是医院不接收我住院呀。”
同样是定点收治医院，1月21日-22日的汉口医院同情同景：发热门诊封闭的大厅内，挤满了戴着口罩的患者和家属，从挂号到就医，需要在狭小的空间内排队长达七八个小时。
汉口医院由原消化科病房改造而来的留观区，走廊临时增设了一排病床，患者躺在床上输液。大厅前后均只打开一道玻璃门，两名保安在一旁把守，严格规定来就诊的人前门进，后门出。多名患者告诉财新记者，从1月21日晚上到这里排队，一直到22日下午仍未拿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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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8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在地面铺防渗保护膜，避免污水渗入地下。 |
新华医院放射科医生李云华，目睹了从1月20日到22日气氛陡然紧张下的混乱：一边是因为挂不上号、住不进院恐慌的病患，一边是忙乱失序的医院。来看病的人倍增，医生们加班加点，从20日起他住到了医院附近的宾馆，再也没有回过家。看着那些没有力气爬上CT台的重症病患，李云华认为，卫健委的安排短短几日内数次变动，实在是完全“没有预估到病患的需求”。他甚至在想，如果自己勇敢些早站出来，会是什么情形？
“传染病这一块应该是宁说大、不说小的。刚开始可能只有四个人同时在海鲜市场被感染了，但既有可能是同时被一个动物感染，也有可能人传人。防疫应当考虑其最大风险。结果大家就想尽量往小说。如果我们把这事情看大一点，就拼死上谏啊！包括医生，包括疾控官员，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知道这个情况很严重，但大家都不敢说真话啊。”李云华说，“我们医护人员人们没日没夜工作，就是想和死神赛跑，抢救病人，这些病人都是跟我们同住一个城市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本不必遭受这么大的痛苦。”
历史的拷问
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认为，武汉整个处置上缺乏早期科学管控的意识，应对疫情需要专家迅速介入和评判。他认为，疾病暴发之初，看到病例大多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时，这一情况没有得到重视，导致疫情继续蔓延，当很快出现系列聚集性发病案例的时候，已经到了处置武汉疫情的关键节点。进而，当人传人之后的二代和三代病例出现，疫情就标志着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时间越长，则残余病例数量越大。
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华晨向财新记者介绍，作为一种新病毒，初期传播力弱，整体来说被感染的人症状也较为轻微，但如果没有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将病毒控制住，有可能就会造成大面积感染。一旦病毒在很多人体内存活并适应人体后，就有机会进一步变异，产生更强传播力、毒性更严重的变异。
为什么在明显病毒“人传人”证据的发布方面如此滞后？为何相应的结论没能更早转化为果断的防控措施？
事实很残酷，科学无法掩盖。
1月23日，就在武汉封城当天，中国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多单位共同完成后来完成了一份调查。据调查写成的论文，1月29日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显示，早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人际传播。根据论文中的一张图表，大多数最早的病例均报告了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但从12月底开始，与华南海鲜市场不相关的病例便呈指数增长。
“总之，我们发现武汉现阶段的新冠肺炎病例倍增时间约为7.4天。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从12月中旬开始已经发生，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播散。”论文写道。论文中的图表显示，武汉在1日至11日，有七名临床医务人员感染；12日至22日，有八名医务人员感染。
数字或并不准确，但科学分析结论相当明确：人际传播无疑是病毒传播能力加速度、传染病扩大流行的重要前提；而医务人员临床被感染，不仅是救治力量的损失，还使医院更有可能成为疫病之源，会极大地增加防控难度，造成传染病爆发的可能。
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共同作者包括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据事后解释，论文是从1月23日拿到完整数据后开始写作的。
但究竟是在何时，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就已获得哪怕还不完整但已能说明相当问题的数据？为何没能尽早公布，让公众知道？为什么不能更早发出警示？
论文引起质疑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于1月30日晚间告诉财新记者，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世界共享数据，表明开放透明，希望全世界专业人士出谋划策，是防控之所需”。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对财新记者确认，论文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前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至于最早于11日之前七名医务人员感染数据何时获知，高福及中国疾控中心未正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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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4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医生观看患者的医学影像。 |
着手调研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后，中国疾控中心于1月6日在机构内发文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5日升为一级响应。这一情况是否知晓湖北，有否建言湖北，不得而知。而湖北公开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迟至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批示之后。其一级响应则在1月24日，晚于浙江、广东和湖南（23日）。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对财新记者表示，2003年爆发SARS疫情后，中国花重金建立一套疫情直报系统，能够实现快速监控。国内实则已有应对不明原因肺炎的清晰路径。究竟是专家知道了实情不报告，还是报告了但未及时采取措施，两者区别很大，关键的事实需要澄清。“如果只责怪专家，事情就变味了”。她同时认为，就疾控专家而言，的确应当具备科学的审慎，但在疫情面前，审慎就是更高的警觉，就是提出更积极的防控主张。“病例的检测、分析、研究确认会有过程，但只要有怀疑就应当发出警示。这是责任！”
杨功焕和此间其他专家同时提出，防疫如救火，无论专家还是政府，都有尽早通过媒体晓吁公众、提出警示的责任。如果新的疫情有可能危及公共健康且需要防疫、需要公众配合，而科学结论尚待时日，可以实事求是向公众告知。这也是公众的知情权。
武汉目前的疫情仍在暴发期。武汉在抗争中坚守。灾难的一幕终会结束，不过历史的拷问将会持续很久很久。
“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1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这样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总结。
李云华、刘力为化名
财新记者贺信、陈宝成，见习记者唐爱琳，记者汪苏、杨睿，实习记者张阳、黄雨馨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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