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归来

　　文|童凯思

　　媒体人、书评人

　　那时我才得过一场大病，出院回家，颇有些亲朋前来探视，其中一位却并不相熟，是在外面公司兼职才结识的一个学识宏富、又家境优渥的胖子。他说了一会儿闲话，大约也觉得无聊，就负手到我的书房里去看看。临别是妻子送他下楼，回来转告，胖子见我的书架摆了一些鲁迅的书，以为少看为好，容易思想偏激，于身体也不相宜。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动的是脑外科手术，其时胖子的话让我很是意外而且发噱，似乎脑子有病，倒是读鲁迅读出来的——插在架上的书很多，不晓得他何以对鲁迅这样敏感，何况摆在那里的书，也许只是主人权充门面呢。近日拿到李静的《大先生》，才知道五年来的光阴于我只是虚耗，但确有人在这无意义的时代里致力于寻找意义，而且是非常强悍的意义——要为鲁迅写一部话剧，简直不亚于过一座火焰山。听闻许多前辈对李静接下这一差事，也都有过很不乐观的告诫，可见当初胖子的意见并非偶然，大约在有些人心目中，鲁迅已然是一种需要谨慎对待的危险品，虽则他的已经蒙灰的神龛上依稀还有着过去的光耀，但为着健康起见，倒是“敬鬼神而远之”妥当。还好，李静这一部剧本写下来，并没有脑子生病的迹象（尽管她自供写作中间一度担心自己会半途死掉），而我在灯下阅读之际，居然精神大旺，有时还忍不住代入角色，一个人读出声来。潸然下泪的地方是有的，暗自摇头的地方却也不少，甚至在心里要和作者起争执，展眼又与自己争执起来。原因么，与其说情感与理智在时时打架，不如说鲁迅的人格存在，就是一个让人难以自解的大悖论，李静从个人与时代的种种复杂纠葛中抽丝剥茧，为戏剧树立了一条精神脊柱，即所谓“爱与自由的悖论”，而剧本一经问世，又衍出更多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