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用镜头收集信仰

　　文｜朱英豪
　　自由摄影师

　　阿巴斯（Abbas Attar）走了。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摄影师来说，随着新闻、纪实、艺术摄影等门类的分野日臻模糊，那个曾经十分清晰的摄影时代变得不可辨认，终将成为历史。

　　十年前，当我在伊朗漫游的时候，我总能想起阿巴斯。我在出发前整理了他在《伊朗日记》里的照片，然后按图索骥，去比较新旧的模样。从德黑兰的美国使馆，到南部牧场，甚至那些拜火教的遗迹，我观看和拍摄伊朗的视角，似乎都很难避开他逼人的目光。之后，这种影响一直跟随我到世界各个角落。在瓦哈卡的夏日里看到印第安人拿着大砍刀收割甘蔗，在恒河边上看到晾晒沙丽的印度女人，在一次自杀式袭击后参观大马士革医院阴森的停尸房，我都会想起他。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去过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理解摄影上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