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重重
回过头来看，至少从2019年12月下旬起，病毒就在无声无嗅地蔓延中。临床医生早有及时报告，疾控系统内部信息通报也较畅通，但对外信息发布和防控决策存在明显问题；而地方医政系统对疑似病患的认知与医学管理始终制约重重。这些失位未能及时遏制病毒快速在人群中扩散的速度。
在武汉，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上旬，由于尚未分离出病毒、缺乏经济的精准检测方法，绝大部分临床和影像学特征符合的患者，都只能诊断为“病毒性肺炎可能”。
1月11日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对外公布后，诊断已经有了更明确的依据，但实际检测能力又出现明显瓶颈。据财新记者了解，早期有大量新冠肺炎患者因无法检测，最后甚至到死都未能确诊病情，造成了实际确诊病例数量缓慢“爬坡”，对疫情判断、公众知情造成干扰。
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教授介绍，至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确诊只有一种方法，即送到中国疾控中心去做基因测序。后来改版的诊疗方案越来越容易。从18日的第二版开始，确诊可以从基因测序和核酸检测中二选一。根据武汉市卫健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解释为何1月17日后武汉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开始暴增时透露的信息，1月16日之前，武汉的疑似病例确诊检测，需要把标本送到国家疾控中心去进行，这个过程很漫长，结果返回约需3-5天；之后国家把检测权力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其检测能力大概在每天200-300例左右。
但每天300例的检测能力实在太小，因为武汉当地门诊发热病人的求医直线上升，已经超过5000人。武汉同济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最初知道医院每天送检有定额，感到本未倒置难以理解。后来才知道，整个武汉的总指标只有200个！李云华也说，武汉市卫健委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送检病例要“保证阳性率”。
检测能力有限，负责任的做法当然是从一开始就管理疑似病人。不过武汉当地卫健部门似乎对当地发热病人陡增无知觉也无布局，更愿意看到有限的确诊数，而对疑似病患采取了鸵鸟政策。
武汉当地医院的床位更是硬约束。根据财新记者了解，武汉最初三家定点收治新冠病人的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和汉口医院，其床位数加起来只有800张。直到1月2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宣布，将动员其他直属医疗机构腾出1200张床位。22日，湖北省政府首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透露，武汉市采取“7+7”的医疗防控救治方法，计划再腾出3400张床位。1月23日和25日，武汉市又宣布参照北京“小汤山”模式，兴建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家集中收治医院，可容纳2500张病床。1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透露，武汉又将“7+7”模式升级为“10+10”模式，计划可以开放床位到5311张。
合计加起来，武汉至1月底，已经为新冠肺炎患者准备的床位数已经超过1万张。但行动主要在1月23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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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22日，武汉市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红十字会医院，楼道内人满为患。 |
反思疫情，曾主治“超级传播者”的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认为，首先是要加强预防。“疾病以预防为主，传染病尤其如此，这不再只是前辈传给我们的一个经验了，而且是活生生的非常惨痛的教训。”他说，“我们治疗的都是一些发病的病人，但是真正的要打好传染病这一仗，最重要的还是把预防这一块做好，防大于治。否则事后花再多的钱，投入再大的精力、物力、财力，造成的损失都难以挽回了。”
国家医保局1月27日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将此前针对确诊病人建立的综合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扩大到疑似病人，免除疑似病人个人负担。对于防控力量薄弱的乡村和城市社区，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补助资金603.3亿元。
截至1月31日24时，全国31个省（区、市）现有疑似病例17988例，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36987人，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509人，现有11847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一场从上至下、雷霆万钧的行动正在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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