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余海波(特约)
约定南下深圳的那天晚上,珞珈山整夜不停下雨,百年校园沐浴在春雨之中。我和同学兰志平、熊安平在枫园五舍房间里喝酒,酒是从楼下小店买的“红高粮”,1.6元一瓶。我们的话题就是去深圳寻找一个梦想。窗外枫叶不时作响,我们赤着背把酒当歌。
1989年3月26日凌晨,满怀旅途疲惫的我持着边境证在南头关检查站下车,准备进入深圳。检查站的验证长队有六七十米长,全是大包小包的,好像是一次重要远征,每个人脸上神情严肃。那天夜空上没有星星,十几米高的关口路灯在灰霾的折射下笼罩着人流,把人的面目照得灰黄灰绿,气氛冷峻而又紧张。特检大厅入口是用钢管焊接起来的围栏,死死包围着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神,涌动的行李在人流上空晃来晃去,时不时有人尖叫或粗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