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谢尔·埃斯普马克
瑞典学院院士、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翻译|万之
作家、翻译家
“二战”后的年代是以与过去民粹主义色彩的阶段彻底决裂为标志的。瑞典学院愿把奖发给文学领域内的“开拓性作家”,其标志是瑞典学院考虑将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早先被拒斥的诗人保尔·瓦雷里。可惜这位诗人在当年夏天去世了,而瑞典学院不愿再次向已故诗人追授文学奖。
所以,新的原则不是在战争结束当年而是在第二年通过给黑塞颁奖而登场的,随后又把文学奖颁发给了安德烈·纪德、托·斯·艾略特和威廉·福克纳,所有这些作家都是大胆创新的作家。在给艾略特的颁奖词中,明确谈到了他“作为开拓性作家在现代诗歌领域的卓越贡献”。而当时的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厄斯特林在他的颁奖典礼致辞中把艾略特的“壮丽的诗歌实验”《荒原》与另一部同年出版的杰作相提并论,即“在现代文学中更加轰动世界的先锋性作品,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备受赞扬的《尤利西斯》”。用这些话,厄斯特林也把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赞美延伸到了上一阶段最大的错失的作家乔伊斯,而现在也是不可再修复的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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