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各国通胀和利率走势类似,央行应更多关注通胀稳定、努力保持政策一致性,过分关注一些微小的差异可能适得其反
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国际环境和发展趋势看,印度很难成功模仿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业的经验
美国具有一些降低债务危机风险的因素,但如果利息支出增加导致重要领域的公共投资下降,经济增速急剧放缓,债务可持续性将遭受挑战
技术竞争已经升级,全球科技生态系统发生巨变,关键是要拥有满足市场长期需求的能力
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绿色转型、需求激增都需要发展智能电网系统,各国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扮演银行家和设计师的角色
美元走强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基于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基本面,特朗普如果再次上台,或许会改变强势美元的局面
中美两国已经进入大国竞争时期,不再期待双方回到本世纪初的接触战略,但是避免冲突、尽可能地展开合作,仍然符合两国的利益
欧洲经济表现长期不佳,但仍有理由对其抱有期望,今年晚些时候,前景可能会好转
如果不能推进全面反腐败改革、投资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水平,并赋予妇女参与就业的权利,印度将无法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时期之一,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要有利于就业和资本投资,把企业作为解决方案的一环而不是问题本身
欧洲需要推动提出已久的建设欧洲资本市场联盟、消除竞争壁垒、提高能源效率等建议落地,同时也迫切需要提高生产率的新建议
技术创新需要建立短期和长期机制来提供流动性和发展风险投资,培育长期投资者和发展透明、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
中小企业和创新发展需要形成一套包含知识合作、融资机制、支持性服务等在内的生态系统,否则很难孵化出独角兽或创新公司
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通胀的波动,但也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无关
增量维度的亮点在于推出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增强地方财政活力,存量维度要关注地方债务化解,这会影响增量财政资金的投向
投资者的主要分歧在于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谨慎的投资组合,转向具有上行潜力的科技股
相比中国的崛起,美国更应该担心国内民粹主义盛行,美国的民主正变得更加两极化和脆弱,可能导致美国衰落
中国很难以一己之力压降全球能源价格,但可以先解决国内价格下降的风险,以推动实现中国与全球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许多基本经济指标都指向通胀压力将继续缓解,实际工资增长为关键变量
拜登和卡特面临着相似的通货膨胀和外交政策挑战,但两人的政治站位不同,拜登对美国的发展前景更加乐观
中国已成为低成本电动汽车的主要生产国,发达国家将设法限制中国汽车的市场份额,电动汽车是世界贸易碎片化的最佳例证
黄金正慢慢取代美元和美国国债,成为首选的无风险资产;市场波动性增加,投资者需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颠簸”
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只能给债务国提供短暂的喘息空间,亟须作出重大调整
在新的财政运行格局下,赤字率应超出以往,增量资金要对激发有潜能的消费给予更多关注,重视优化存量型政策
2024年全球总需求将承压,决定全球金融走势的核心因素是美联储何时开始放松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