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候选人在对待联盟和多边主义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华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态度接近
中美能否区分出不可调和的分歧和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还有待观察,但如果中美之间不能实现更深入的合作,世界将陷入困境
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对改善可支配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继续发展好教育事业和医疗保障,进一步丰富人力资本增强型福利项目
欧洲在技术创新上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如果不能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未来欧洲将很难摆脱增长乏力的局面
财政优先和债务水平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上下限,叠加人口老龄化、去全球化、气候变化等具体问题,对于解决通胀,各国央行将举步维艰
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应对气候危机上的立场截然不同,获胜者要在优先保护国内制造业岗位,还是优先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做出取舍
强势美元影响了美国劳动力的竞争力,但特朗普及其团队试图削弱美元的措施成本更高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加强预警系统,但也增加了恐怖主义、自主武器的威胁,各国政府需要加快步伐,明确人工智能的边界
经济脱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如果中美想要实现稳定、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找到一种折中方案
疫情后各国通胀和利率走势类似,央行应更多关注通胀稳定、努力保持政策一致性,过分关注一些微小的差异可能适得其反
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国际环境和发展趋势看,印度很难成功模仿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业的经验
美国具有一些降低债务危机风险的因素,但如果利息支出增加导致重要领域的公共投资下降,经济增速急剧放缓,债务可持续性将遭受挑战
技术竞争已经升级,全球科技生态系统发生巨变,关键是要拥有满足市场长期需求的能力
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绿色转型、需求激增都需要发展智能电网系统,各国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扮演银行家和设计师的角色
美元走强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基于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基本面,特朗普如果再次上台,或许会改变强势美元的局面
中美两国已经进入大国竞争时期,不再期待双方回到本世纪初的接触战略,但是避免冲突、尽可能地展开合作,仍然符合两国的利益
欧洲经济表现长期不佳,但仍有理由对其抱有期望,今年晚些时候,前景可能会好转
如果不能推进全面反腐败改革、投资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提高教育水平,并赋予妇女参与就业的权利,印度将无法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目前正处于“二战”以来地缘政治风险最高的时期之一,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要有利于就业和资本投资,把企业作为解决方案的一环而不是问题本身
欧洲需要推动提出已久的建设欧洲资本市场联盟、消除竞争壁垒、提高能源效率等建议落地,同时也迫切需要提高生产率的新建议
技术创新需要建立短期和长期机制来提供流动性和发展风险投资,培育长期投资者和发展透明、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
中小企业和创新发展需要形成一套包含知识合作、融资机制、支持性服务等在内的生态系统,否则很难孵化出独角兽或创新公司
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通胀的波动,但也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无关
增量维度的亮点在于推出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增强地方财政活力,存量维度要关注地方债务化解,这会影响增量财政资金的投向
投资者的主要分歧在于美联储的政策走向,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更倾向于谨慎的投资组合,转向具有上行潜力的科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