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债市表现和消费者调查显示,债市和普通民众都担心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推高通胀
特朗普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压低美元汇率,但能否增强美国出口竞争力、促进美国贸易平衡是另一回事,还可能带来通胀等问题
并非所有全球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某一个国家主导,目前必须采取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更广泛地分配全球公共责任
美国民众对政府、媒体等信息渠道的信任度下降;重建对现实的共同基准认知,并将其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类似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山巅之城”理念,尚无法预测他对关税战、中东、俄乌等问题的具体操作
对美元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1965年,但各种替代方案建议都未能如愿
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或让美国失去人才优势,加征关税无法减少贸易逆差,而且与减税和各种福利政策一起可能再次推高通胀
存量型收支失衡是近两年地方财政运行日益艰难的重要原因,新化债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失衡
如果东盟国家能够继续推进开放,尽快融入跨境投资和生产一体化网络,将使东亚地区和全球受益
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内部结构失衡,而非外部环境恶化,中国政府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
IMF治理机制遭遇挑战,执行董事会应该成为一个治理委员会,设定运营任务、任命和更换管理层并监控整体绩效,但不控制日常决策
金砖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危机等很多领域采取集体行动
美联储启动宽松周期,中美利差收窄,为中国对抗通缩、修复市场信心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条件
各国贸易政策正在阻碍绿色转型,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海外投资方式,未来也可能受到限制,这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两位候选人在对待联盟和多边主义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华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态度接近
中美能否区分出不可调和的分歧和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还有待观察,但如果中美之间不能实现更深入的合作,世界将陷入困境
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对改善可支配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继续发展好教育事业和医疗保障,进一步丰富人力资本增强型福利项目
欧洲在技术创新上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如果不能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提升生产率,未来欧洲将很难摆脱增长乏力的局面
财政优先和债务水平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上下限,叠加人口老龄化、去全球化、气候变化等具体问题,对于解决通胀,各国央行将举步维艰
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在应对气候危机上的立场截然不同,获胜者要在优先保护国内制造业岗位,还是优先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做出取舍
强势美元影响了美国劳动力的竞争力,但特朗普及其团队试图削弱美元的措施成本更高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加强预警系统,但也增加了恐怖主义、自主武器的威胁,各国政府需要加快步伐,明确人工智能的边界
经济脱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如果中美想要实现稳定、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找到一种折中方案
疫情后各国通胀和利率走势类似,央行应更多关注通胀稳定、努力保持政策一致性,过分关注一些微小的差异可能适得其反
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国际环境和发展趋势看,印度很难成功模仿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