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新周刊 王宇澄、刘韩(实习)
谭师傅是一位在浙江义乌执业的出租车司机。在义乌,司机从出租车公司取车,每日(一天一夜)需交350元“份子钱”;从承包公司出租车的“二手老板”手中取车,仅一个白班或一个夜班,就需交220元“份子钱”。这意味着,司机每天要有400元的营业额,才可能保本。
在谭师傅看来,高额的“份子钱”,迫使司机不停地拉活,既加大了司机的工作压力,也增加了交通压力。此外,由于乘客和司机间缺乏有效沟通、调配市场资源的中介平台,“乘客等不到车,司机找不到乘客”的场景很常见。
文|财新周刊 王宇澄、刘韩(实习)
谭师傅是一位在浙江义乌执业的出租车司机。在义乌,司机从出租车公司取车,每日(一天一夜)需交350元“份子钱”;从承包公司出租车的“二手老板”手中取车,仅一个白班或一个夜班,就需交220元“份子钱”。这意味着,司机每天要有400元的营业额,才可能保本。
在谭师傅看来,高额的“份子钱”,迫使司机不停地拉活,既加大了司机的工作压力,也增加了交通压力。此外,由于乘客和司机间缺乏有效沟通、调配市场资源的中介平台,“乘客等不到车,司机找不到乘客”的场景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