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辉
媒体人、作家
第一次走进武汉大学,是在1980年夏天,去看望老诗人毕奂午先生。闲谈中,老人说,上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有著名的“珞珈三杰”:凌叔华、苏雪林、袁昌英。“珞珈三杰”,不陌生,阅读现代文学不能跳过的女作家。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在一次《读书》沙龙聚会上,我结识了杨静远女士,袁昌英的女儿。谈及“珞珈三杰”,谈及母亲,杨静远无限感慨。
读过杨静远译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体味之深,译笔之美,只有感情细腻、文字圆润的女性,才能营造如此境界。果然,走进杨静远家里,我翻阅1945至1948年之间写给恋人顾耕的情书,觉得勃朗特可谓有幸,遇到一位极为契合的中文译者。受作家母亲的影响,杨静远一度抱有文学愿望,后虽未成为作家,但情书写得真挚、浪漫而优美,因有这种文学才能,她才可呈现勃朗特的书信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