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也要“讲出身”？

　　文｜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几千年来，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几乎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单向输出，但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后，日本后来者居上，几乎是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单向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新词”或曰“日本名词”大量涌入，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部分。

　　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