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0年注定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除了新冠大疫,还有水灾、风灾、蝗灾和火灾。诸般灾变是否有某种内在关联或共同的发生机制,也许是将来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我留意及此,是因为世界多地的森林野火,让我想起几年前研究者对瘟疫苏醒的警告。今夏的森林野火,最受媒体关注的是美国西海岸,比较之下,西伯利亚落叶针叶林规模更大的大火似乎难以进入新闻。当然,新闻版面的分配不代表事件本身历史意义的级别差异。事实上,后者即使不是更重要,也一定同等重要。
文|罗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20年注定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除了新冠大疫,还有水灾、风灾、蝗灾和火灾。诸般灾变是否有某种内在关联或共同的发生机制,也许是将来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我留意及此,是因为世界多地的森林野火,让我想起几年前研究者对瘟疫苏醒的警告。今夏的森林野火,最受媒体关注的是美国西海岸,比较之下,西伯利亚落叶针叶林规模更大的大火似乎难以进入新闻。当然,新闻版面的分配不代表事件本身历史意义的级别差异。事实上,后者即使不是更重要,也一定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