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洪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一
1968年,我正在上研究院,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有一个早上,屋子里还开着空调,但窗外已经是凉风有信,秋意渐浓。工作人员突然传来消息,说下午有学者来访,是赵元任先生夫妇路过香港,专程来研究中心和周法高老师见面。
我们这些后生小子,都在上语言学的课,天天在啃赵先生的文章。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机会,能一睹大师风采。尤其是我当时正在参与翻译赵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有缘拜见,心底里更有说不出的兴奋。
文丨张洪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1968年,我正在上研究院,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有一个早上,屋子里还开着空调,但窗外已经是凉风有信,秋意渐浓。工作人员突然传来消息,说下午有学者来访,是赵元任先生夫妇路过香港,专程来研究中心和周法高老师见面。
我们这些后生小子,都在上语言学的课,天天在啃赵先生的文章。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机会,能一睹大师风采。尤其是我当时正在参与翻译赵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有缘拜见,心底里更有说不出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