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蓝玲
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先驱斯坦利·霍尔开创性地提出了青春期理论,认为青春期是一个疾风骤雨的阶段。然而,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西斯·博厄斯认为,青春期的危机应当归因于文化。
受博厄斯影响,他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提出假设:如果青春期危机是生物性的,那么它应当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如果一些社会中的青少年没有表现出类似特征,则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
为验证这一假设,当时不足24岁的米德独自前往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
文|蓝玲
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先驱斯坦利·霍尔开创性地提出了青春期理论,认为青春期是一个疾风骤雨的阶段。然而,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西斯·博厄斯认为,青春期的危机应当归因于文化。
受博厄斯影响,他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提出假设:如果青春期危机是生物性的,那么它应当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现象,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如果一些社会中的青少年没有表现出类似特征,则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
为验证这一假设,当时不足24岁的米德独自前往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