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武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
有一年圣诞节前，傅高义教授在香港，谈到他搜集写作材料时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文化在日本一直有影响，70岁以上有知识的老人，也就是“二战”前那一批，都系统学习过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学说。与之相对，中国人也欣赏日本文化，接受日本的诗歌和小说。鲁迅、郭沫若和廖承志等著名人物，跟日本文化都有密切关系；他们同一时代的作家，也非常了解日本文化。
傅先生也谈到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但没有提到老舍。他大概没留意，老舍与日本也有一些关系。2014年盛夏，我到哈佛看档案，找到《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英文译本手稿，第一时间告诉了傅先生。他听后很惊讶，没想到《四世同堂》从未完整出版。但我没告诉傅先生，老舍在小说结尾，借了祁家邻居钱默吟之口，说出了他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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