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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哲学到历史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6年第7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2月22日
即使是古代中国的家产官僚制下,也并非没有问责制,只不过那是法家倡导的自上而下的“督责之术”,现在已经落伍于时代了
王焱

学者

  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著作引入中国,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朱光潜先生对《新科学》的翻译,当时这书列在“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中。这不奇怪,维科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是被从浪漫主义的视角加以解读的。现在我们知道,维科并不是文艺青年,而是位非常独特的思想家。他用了很长的时间,“从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法学的观念转变为一种新的历史科学”(马克·里拉语)。

  生处启蒙时代,维科却对法国启蒙哲士不以为然。他认为,历史优先于哲学。那些现代哲学家们没有看到,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距离需要某种过渡。希腊哲学家的孤明先发,径行独往,结果导致了真理和城邦的同时颓败,因为希腊人的政治哲学尽管睿智,却是与日常政治实践相分离的;而罗马人在政治事务方面有着更为直接的经验。维科由此把他的目光转向了历史。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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