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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新女性的壮游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4年第06期 出版日期 2024年02月05日
历史会感谢这些勇敢又有才华的女性,是她们留下了关于那一代新女性的画像和出游的痕迹,展现了半个多世纪女性的解放——她们是如何一步步获得创造和旅行的自由和权利
潘玉良1932年的作品《我的家庭》,有意识地突出了女画家的角色成就。
 

  文|书玉
  学者、作家

  两年前,我在巴黎搜集20世纪上半叶旅法女艺术家的资料,残存的历史遗迹几乎令人失望。在黎塞留方院,在蒙帕纳斯墓地,在冉克都塞文学图书馆、大茅屋画室和塞努奇艺术馆,中国第一代女艺术家借艺术和留学为由,走出家门国门的踪迹似有还无。与那些来自美国、俄国和东欧的艺术家们不同,中国的女艺术家们鲜有留下当年生活的记录;甚至她们的作品,在越洋旅行、战乱和革命中大都遗失,所剩寥寥。

  不过,也是在那段时期,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还有展览,包括中文、英文和法文,都在钩沉寻找这些在艺术史和文化史上失踪的女性,以及她们参与其中的中西文化史上的一次次壮游。

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

  首先吸引我的是民国女性黄逸梵。如果不是她那有名的女儿张爱玲,黄逸梵可能在历史上是个被忽略不计的人物。她不像女革命家秋瑾、吕碧城,也不是创办妇幼院的石美玉、康爱德,或者艺术家林徽因、潘玉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取得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就的女子,却无意中讲述了上个世纪之交女性壮游的时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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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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