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新周刊 黄雨馨
“我是一名罪犯。”写信者叫刘俊,因危险驾驶罪获刑,被关了几个月。犯罪前刘俊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月收入过万元,出来以后找工作,大多数职位都需要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他只能找那些不需要开证明的小公司,每天收入130元。
除了自己,刘俊的家属也承担了后果——师范大学毕业的孩子本想进公立学校当老师,但在政审关被拦下了。这之后,孩子和妻子都有看法,很少再与他联系。刘俊称:“原来家庭挺和谐的,现在搞得四分五裂,心理负担很大,患上了中度焦虑症,需要吃药才能睡着。”
文|财新周刊 黄雨馨
“我是一名罪犯。”写信者叫刘俊,因危险驾驶罪获刑,被关了几个月。犯罪前刘俊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月收入过万元,出来以后找工作,大多数职位都需要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他只能找那些不需要开证明的小公司,每天收入130元。
除了自己,刘俊的家属也承担了后果——师范大学毕业的孩子本想进公立学校当老师,但在政审关被拦下了。这之后,孩子和妻子都有看法,很少再与他联系。刘俊称:“原来家庭挺和谐的,现在搞得四分五裂,心理负担很大,患上了中度焦虑症,需要吃药才能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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