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常常会遇到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当研究者看见一个人正站在人生岔路口，究竟应该保持学术的克制和中立，只去倾听和理解，还是应该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甚至劝他选择一条看起来更有希望的路？
介入与不介入，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如果始终保持沉默，那些与我们相遇的人会不会只是被观察、被记录的“对象”？这种沉默是否也意味着回避责任？但如果给出建议，又凭什么认定产生于我们自身经验世界的判断一定适用于对方，而不会扰乱其原有的生活秩序，甚至带来更深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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