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维•里夫
美国作家
译|姚君伟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20世纪90年代初,我母亲曾不很当真地考虑写一部自传。她这个人总是尽可能不直接写自己,所以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惊讶。“主要写自己,”她有一次对《波士顿评论》采访的记者说,“我感觉,似乎是通向我想写的东西的一个相当间接的途径⋯⋯我从来都不确信,我的趣味、我的幸与不幸有什么足以示范的品质。”
我母亲1975年说这番话的时候,还处在一次极其痛苦的化疗期间;她前一年查出乳腺癌第四期,已经转移(那时候还是这样一种情况:患者的病情更多的是告诉家属而非患者本人);医生希望,不过,正如至少其中一位医生当时告诉我的那样,并不真正预期能给她带来长时间的缓解,更不用说治愈了。就像她一贯的风格那样,她一旦又能写作,她就选择为《纽约书评》撰写系列随笔,后来这个系列以《论摄影》为书名出版单行本。不仅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自传色彩,而且在《作为隐喻的疾病》这本书里她都几乎没有出现;要知道,假如她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因罹患癌症而蒙受的耻辱——尽管时至今日这种境况没那么严重了,却依然存在,通常是以自感耻辱的形式出现——她是绝对不会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