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大园
出版人
小时候学语文课时,最头疼的就是概括中心思想。那时候觉得,作者要是想赞美农民,你直说好了,何必非要先夸一通白杨,完了又让我们概括?后来课文读多了,恍恍惚惚觉出点美来,尤其是古诗文;再者也渐渐明白,要拿中心思想折磨你的未必是作者,多半是学校,想到这些,对作者的怨气也就消了大半。
但是这种教育的影响,一直遗留到现在。以至于我们讲一个故事,大家仍然觉得,得明白个道理才行,不然就好像糟践了粮食似的。可思想和文学从来就是两种东西,各有各的评判标准,谁也不是谁的嫁衣。只有卖不出去的滞销思想,才需要强制搭售在文学作品上。文学作品如果不是用来传达思想,那读它有什么用呢?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说,有些读者阅读不是为了轻松愉快,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孽,而是为了扩展其孤独的生存。这个答案高贵到令人窒息,大部分时候只能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