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相隔百年,身为70后的许知远还是被同为70后的梁启超深深吸引。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启蒙者,很少人可以像梁启超这样,年纪轻轻就被卷入权力中心,25岁就积极推动维新变法,之后经历流亡,回国后还两次参与再造共和。不止于此,在许知远看来,梁启超身上还有一种“令人难忘的视野”。他不仅在华盛顿见过罗斯福,在纽约拜访过J.P.摩根,还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讨论现代性的困境,并邀请罗素、杜威访问中国。在1902年所著的《三十自述》中,为了说明自己的出生年份,梁启超特意强调,1873年是“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也是“普法战争后三年,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这让许知远感慨,梁启超与惯常的中国文人不同,他能“把自己的命运编织进一个更广阔的时代画卷,既与中国内部的兴衰有关,也与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产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