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8年4月,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曾经参加该社组织的一次纽约之行,特地预留一晚,与神交已久的王鼎钧先生约着在法拉盛一家海鲜餐馆聚会。当日我到达时,鼎公携夫人已在餐厅一角的圆桌旁等候。他照旧一身蓝色长袍,手拄一根青藤拐杖,即使端坐,也可感知身材挺拔,一如其峻直之人格。
回国后这两年,中美之间更是针锋相对、关山千万重,个人的生活也忙碌不堪,但每每想起在纽约的那个夜晚,以及读到鼎公的各种著作,总会让自己焦躁而愤懑的心多一点平静的力量。
文|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8年4月,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曾经参加该社组织的一次纽约之行,特地预留一晚,与神交已久的王鼎钧先生约着在法拉盛一家海鲜餐馆聚会。当日我到达时,鼎公携夫人已在餐厅一角的圆桌旁等候。他照旧一身蓝色长袍,手拄一根青藤拐杖,即使端坐,也可感知身材挺拔,一如其峻直之人格。
回国后这两年,中美之间更是针锋相对、关山千万重,个人的生活也忙碌不堪,但每每想起在纽约的那个夜晚,以及读到鼎公的各种著作,总会让自己焦躁而愤懑的心多一点平静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