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笛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即1919年5月3日,居住在纽约的K.P.Wang先生,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对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决议表达了愤怒,认为“这摧毁了中国人对新秩序的信任”。他在信中指出,这完全是对日本的妥协,这个解决办法不过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日本获得了利益”,不仅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而且公然挑战威尔逊“十四项原则”中对远东问题的原则,也是对国际联盟未来的威胁。
文|王笛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即1919年5月3日,居住在纽约的K.P.Wang先生,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对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决议表达了愤怒,认为“这摧毁了中国人对新秩序的信任”。他在信中指出,这完全是对日本的妥协,这个解决办法不过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日本获得了利益”,不仅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而且公然挑战威尔逊“十四项原则”中对远东问题的原则,也是对国际联盟未来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