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触发《长恨歌》的凶杀案

　　 文｜杨早
　　 学者、作家

　　1985年，31岁的上海作家王安忆看到一个故事。整整10年后，她回忆说：“许多年前，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年轻人为什么要杀她，我已经不记得了，读时那种惨淡的感觉却记忆犹新，我想我哪一天总会写它的。”（《文汇报》1995年7月2日）王安忆确实写了，就是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

　　王安忆是在哪张小报上看到的？她说不记得了。于是，很多研究者帮她寻找，最后锁定为1983年蒋梅英被害案。那张“小报”，应该是《文化与生活》1985年第五期，上面刊载了《“上海小姐”之死》一文。这篇文章洋溢着当时流行的“法制文学”气息，凶杀、侦探、历史、艳情，熔为一炉，王安忆能从中读出“惨淡的感觉”，作家的敏锐还真不是虚言。从原型故事—纪实文学—长篇小说的旅程，一头一尾容易被关注，中间的变形则少人提及。而我感兴趣的，反而是流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