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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有关12个省份推迟或停建部分基建项目的消息，引发市场密切关注。这一消息的源头是国务院办公厅在2023年底发文，要求12个重点省份从2024年起分类加强政府投资，划出严控新增项目、支持保障项目、停缓在建项目等具体领域。这些省份皆为债务高风险省份，包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秉持“有保有压”原则，直接从调整建设项目入手，对于遏制地方债新增势头，化解财政风险，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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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地方债治理能够带动新一轮体制变革，以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推动生产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显然，这些都应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土地财政，叠加国内官员的GDP考核机制是地方债务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的财政收入格局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及个人所得税占据了税收收入的70%，其中消费税是中央全额，剩下的三种，中央分配大头，地方分配少数。更别说中央财政还有发债权可以扩大收入。而大量财政支出却又在地方。这样的态势使得地方过于依赖土地出让金作为收入来源。而土地出让金可以看做一种税收，只不过这种税收相当于把今后70年的税在当下一次性收取。地方主政官员任期短则2/3年，长不过10年，在GDP考核及扩张财政短期收入的激励下有很强的冲动把这未来70年的税收尽快花掉，而不顾下一届政府的财政健康影响。
在大一统体系下，地方政府无法与中央政府对话，无法保护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的权利，整个体制的问题难以获得动态调整和解决，只能在大一统的高压中持续偏离，直到无法维系。
中央还要考虑艰苦地区的转移支付，所以拿走了大头
所以，根本原因还是央地责权不对等，不得已让地方举债。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
搞盲目的基建投资意义不大，不如提振消费….
没有写到深层次的问题。地方债的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本质是权力的监督问题，本质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只有随意上大项目，大搞基建，官员才能寻租，权力才能更快的变现。
写得好，必须标本皆治
改变政绩挂钩GDP，改成和常住人口收入/物价水平挂钩
写的好！
现行体制下，省市县乡越往下财政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