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子路
艺术史学者、东京大学博士后
近年来,海外汉学逐渐成为知识界新的增长点。一套套大部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似乎预示着与“中国制造”的“出海”类似,“走出去”和“引进来”也是“内卷”之下,文化发展的破局之道。在这股大潮流下,一个个文化热点应运而生,出版界的“喜龙仁热”就是典型的案例。
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1922年来华作讲座时,北京大学的《校长启事》称其为“西冷博士”,担任讲座翻译的胡适在日记中称他为“西伦”。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喜龙仁”的译法被固定下来,不管是内政部的官方部令,还是与其有所交往的中国文化名流,都统称他为喜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