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芫
作家
上一代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下一代的人生起点已经悄然改变。子女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并不心存感激
在我上大学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享有的迁徙自由少得可怜。记得那时规定:大学毕业后如果为国家工作不满六年,出国留学需交培养费(大学毕业生一万元,研究生二万二)。要知道,那时“万元户”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我的一个同学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凑到“赎身费”后仰天长叹:“终于和这个国家一拍两散了。”因为这段经历,我后来看到王昭阳的《和故土一拍两散》时不免一笑。
文|王芫
作家
上一代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下一代的人生起点已经悄然改变。子女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并不心存感激
在我上大学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享有的迁徙自由少得可怜。记得那时规定:大学毕业后如果为国家工作不满六年,出国留学需交培养费(大学毕业生一万元,研究生二万二)。要知道,那时“万元户”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我的一个同学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凑到“赎身费”后仰天长叹:“终于和这个国家一拍两散了。”因为这段经历,我后来看到王昭阳的《和故土一拍两散》时不免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