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瑞芸
艺术史学者、作家
一
遇到艺术家渠岩先生时,我正好对中国当代艺术心情恶劣。
为两件小事。前次我回国参与艺术活动,开幕式在798,晚上七点。在北京乱麻似的交通中冲锋陷阵地赶过去,展览场馆前已是乌泱乌泱的人。因渐入冬季,都穿深色外套,尤其是把门的警卫们,一水的长厚黑外套,平头,精光四射的眼睛,在大半人高的铁栅栏门外一字排开。其中一位长厚黑外套不知怎么被惹毛了,亮起嗓子朝一个地方喊: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儿,打听好了再来!成吗?成吗?!
文|王瑞芸
艺术史学者、作家
一
遇到艺术家渠岩先生时,我正好对中国当代艺术心情恶劣。
为两件小事。前次我回国参与艺术活动,开幕式在798,晚上七点。在北京乱麻似的交通中冲锋陷阵地赶过去,展览场馆前已是乌泱乌泱的人。因渐入冬季,都穿深色外套,尤其是把门的警卫们,一水的长厚黑外套,平头,精光四射的眼睛,在大半人高的铁栅栏门外一字排开。其中一位长厚黑外套不知怎么被惹毛了,亮起嗓子朝一个地方喊: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儿,打听好了再来!成吗?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