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正琳
学者
我曾在西德做访问学者一年,时间是1989年10月17号到1990年10月17 号,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那个年代做访问学者,与语言一样让人惶恐的是钱。国家每月给810马克(后来加为1100马克),据说只相当于当地救济金的数量。在北京语言学院培训语言时,在德国有过生活经验的老师就经常传授一些用钱的方法,比如多买水果来代替蔬菜,因为蔬菜太贵,而水果相对便宜。
启程前,我曾与接待我的汉堡大学哲学系系主任通过几封信,意在打探生活安排方面的问题。那位教授回的第一封信就让我有些绷不住了,因为他用了一个很文雅的词汇询问我,对“下榻”处有什么要求。我赶紧实话实说告诉他,我的钱很少。他的回信没再提房子问题,我以为他自有解决办法。没想到他来汉堡机场接我时,几乎未及寒暄立马就说:“你的住房问题很麻烦。”他说当时一般租一间房要六七百马克,但我的钱太少了。他的临时解决办法是,把我送到一家小旅店暂住几晚,旅店费他先垫付了,说好以后我再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