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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乌托邦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8年第14期 出版日期 2018年04月09日
世界语的确代表了更公平的“语言理想”,但这种不以任何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载体的语言很难流行,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流行

  文|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13年秋,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不是被抓就是被通缉,纷纷逃亡。陈独秀曾参加辛亥革命,任安徽军政府秘书长,这次又是安徽反袁的要角之一,不仅也在通缉之列,且名列被通缉的安徽革命党人榜首。匆匆忙忙,携妻带女,逃往上海租界避难。

  全家四口人,女儿两岁儿子刚刚出生,靠陈独秀一人养活,负担甚重。避难时间一长,渐渐就断了生计,一家人面临停炊之虞。陈独秀是文人,于是给书局写书编书谋生。他对语言、文字学素有兴趣与研究,写了《字义类例》,可能过于偏门,迟迟未能出版。又编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原定四册,但只编了第一、二册,就不得不停工,因为已出的两册销量实在太低,出版社无法再出。无奈之中,他给远在日本的老友章士钊写信,述说自己的困境:“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静待饿死”当然只是发发牢骚,他给章写信,就是求章帮助谋条生路,避免“静待饿死”的命运。他设想的生计,竟然是请章在日本为他找一些好的世界语教科书,“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得陈信后,章并未给他买世界语教科书。他曾与陈合作,非常看重陈的学识与才华,正好他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陈襄助。陈独秀忙到东京,不必再靠教世界语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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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刘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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