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的核心是“风险收益”,收益风险比下降,货币就会湮灭或“不转”
如果美国经济开始放缓,即使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显著改善,人民币贬值压力也会大大减轻
基建和房地产不能再带动银行业贷款增长,如何控制这两个行业的不良率是一大挑战;短期内大幅增加制造业贷款或造成未来的不良贷款风险
IMF还进一步预测2024年底核心通胀将升至2.1%;这一预测可谓十分大胆,若得以实现,则将为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是否会陷入通缩”的激烈争论画上句号
增长时代的策略管理架构已经明显不适应转型时代的市场环境;可以借鉴“全天候”策略的视角,积极管理风险来源
相较于美债收益率,美元指数更具前瞻性、更能代表资金在全球市场的流动,因此美元指数对A股和港股的拐点判断更重要
中国不将汇率作为促进出口的主要政策工具的关键原因是,政府一直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之一,而汇率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一环
此次降准几被淡忘,但原本非同寻常;备受期待的“金九银十”期间中国经济究竟表现如何,即便身处国庆长假,仍牵动所有人的神经
理解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特性,就能以制度设计和必要的干预管理好二者的“爱恨情仇”
当前A股和商品的背离不会持续,未来股票大概率以补涨的方式完成修复
中国今天仍有很大追赶空间,通过改善而非创新已能保持一定增长,这是中国相比当年日本最大的优势
实际利率已远高于中性政策利率,因此美联储不希望再加息;但因有两大谜团待解,故仍存进一步紧缩的可能
随着中国经济从增量时代进入转型时代,“转型主线”将成为投资的主要收益来源
通胀和就业数据呈回落趋势,意味着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很可能已经结束;高利率也开始对美国财政产生明显付息压力,美债收益率大概率接近顶部
稳增长、支持民企发展和鼓励消费,从方向上来说肯定是对的,但能否稳定预期和提振信心则尚待观察
延迟反馈叠加,在2023年上半年带来似乎一切都恢复正常的假象,但一旦拐点来临,波动率将会急剧放大
中国在去杠杆主体及成因、汇率政策应对和产业竞争力方面,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存在较大差异
有针对性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推出专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予以支持,或可解决商业银行动力不足这一关键问题
最有效的刺激计划,应该是以增强国内消费者和私营企业信心为重点的一系列措施
从流量上提高收入,或是从存量上改变资产负债结构
在美国财政部大规模发债和美联储缩表的共同影响下,美国银行业的准备金规模预计在三季度会明显回落
需密切关注资管产品净值大幅波动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在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同时,避免对金融稳定运行构成挑战
过去20多年各国靠着货物和部分服务的自由流动、互通有无所造就的经济调节机制已消失大半
政策或许需要在经济增速回落至稳定区间下沿附近发力,但针对消费和投资的政策大概率也是结构性的
存贷差急剧扩大并对净息差形成挤压,不仅使银行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受限,还不利于化解久已存在的中小银行的金融风险